面对以数字服务为核心特征的服务外包 3.0 时代，以及“友岸外包” 为代表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有必要重新审视服务外包现阶段的问题短板，重新思考服务外包新时期的发展路径，紧紧抓住数字贸易方兴未艾的时代机遇，在数字贸易的发展框架下重构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逻辑。
鼎韬围绕离岸外包的再定位、产业链的系统构建以及政策体系的协同创新，提出了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路径，助力中国服务外包在新格局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回归本源，各项工作聚焦离岸外包发展
发展服务外包，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是重新思考的首要问题。
服务外包是一个本身自带国际化属性的行业，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起步就是以离岸外包作为目标，“千百十工程”中在阐述为什么推动服务外包发展时，明确指出“以服务外包、服务贸易以及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为我国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业带来新的机遇。牢牢把握这一机遇，大力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有利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出口；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为优化出口结构，扩大服务产品出口，商务部决定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
商务部在制定“十二五”和“十三五”服务外包规划时，题目也是《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由此可见，服务外包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业出口方式而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并得以快速发展。
最近十年，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对服务外包的提法从国际服务外包中去掉了“国际”二字，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目标逐步调整为“离岸在岸并重”。服务外包从国际服务贸易的一个特定领域逐渐向作为一个独立行业的现代服务业细分产业过渡，国内外包企业和业务开始纳入到各地政策支持的范围当中，在岸外包得到迅速发展，2024年在岸外包已经占到服务外包总执行额的47.62%，基本与离岸外包规模持平，占据了中国服务外包的半壁江山。
政策导向的变化对企业发展战略影响明显。2013年之前，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是服务外包企业的大规模国际化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先后有九家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上市。而在2013年，随着文思海辉和软通动力相继宣布私有化，从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退市，中国9家服务外包企业又全部退市，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第一轮国际化浪潮宣告结束。在国家政策推动离岸在岸并重，国际化不再是给予政策支持的先决条件的时候，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国内市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欧美和印度服务商继续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则选择了在相对封闭的本土市场“舒适”生存。
我们自己的“逆国际化”进程，失去的不仅仅是市场的份额，更是学习和赶超的机会。缺乏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同台竞技，造成迄今为止中国企业的外包服务升级缓慢，龙头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不减反增。在以人计价的交付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利润的增长需求的时候，我们仍然抱着传统的外包模式。而国内市场的竞争又强化了企业的低价策略，进而导致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更注重规模，在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忽略了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事实上，衡量企业提升硬实力的标尺，不是人员规模的高速成长能力，而是能否实现人均销售收入倍增。
回到服务外包到底是产业还是业态的争论。在2006年酝酿“千百十工程”的时候就有过工信部与商务部对服务外包定性的讨论。工信部就认为如果作为一个产业，产业推动是工信部的本职工作，应该把服务外包纳入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来管理。而当时商务部是把服务外包作为服务业全球转移和推动服务出口的重要领域，才获得了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主导地位。
当前的服务外包发展格局，无论是企业群体、数据统计，政策支持还是发展举措，客观上已经把服务外包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思考和推动，这就偏离了商务部发展服务外包的“初心”。从商务职能的角度，贸易促进才是工作的重心，扩大服务出口才是工作的基点。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一样，而且本身就是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服务跨境贸易的一种贸易形态。现在需要理清产业与贸易的关系，重新回归服务外包的贸易属性。在现行管理体制和统计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政策、考核和工作的重点应重新放回到离岸外包上。
重新定位，赋予离岸外包“数字贸易”的全新属性
离岸外包天然属于数字贸易的范畴，发展离岸外包，是推动数字贸易的重要一环。当前数字贸易不但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各地省市层面也是最为热点和焦点的商务工作领域。这从各地行业协会名称的变化就可以看到，最初各地协会都是服务外包协会，后来更名为服务贸易协会，最近两年则纷纷又更名为数字贸易协会。
在国家《“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中，对服务外包的规划是放到“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一节中，与“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并列，标题为“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高端化”，提出“发挥新型服务外包创新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充分说明了从国家层面已经将服务外包纳入到数字贸易的范畴之中。
因此可以利用当前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全新机遇，将发展离岸外包进一步纳入到推动数字贸易的整体框架中，赋予服务外包全新的贸易内涵和发展使命，用新的热点和新的提法调动城市和企业的发展热情。
首先，当我们聚焦到离岸外包领域，服务外包可以全部纳入到服务贸易中。服务外包的三大门类中，ITO（信息技术外包）全部可以包含到服务贸易领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中；BPO（业务流程外包）和KPO（知识流程外包）全部可以包含到服务贸易领域其他商业服务中。即离岸服务外包属于服务贸易中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
而在数字贸易中，以跨境交付模式提供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属于数字服务贸易范畴。离岸外包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必然是采用跨境交付的模式，因此离岸外包全部都属于数字贸易领域。
从产业数据角度，离岸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中国服务出口增长重要引擎和数字化服务出口的主要模式，2024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占服务出口的比重达36.85%，占可数字化服务出口的比重达70.61%。离岸外包在服务出口和数字出口中的占据重要份额，使得其完全可以作为数字贸易的核心领域来发展。
当前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实践已经把离岸外包作为数字服务出口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已经体现出了将离岸外包纳入到数字贸易发展的工作思路。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全新的数字贸易推动框架下来规划和发展离岸外包领域。把未来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各项措施举措同步到服务外包领域，更可以利用服务外包现有的政策、管理、统计、支撑和服务体系，在现有基础上更新升级，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
聚焦核心，系统构建离岸外包产业链
核心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支持离岸的国内分包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离岸外包的产业链。在政策、服务和各项措施上应聚焦离岸外包产业链上企业的发展和诉求。
一是聚焦核心企业的发展和诉求。当前在服务外包统计系统中登记了超过七万家企业，这些企业行业不同，性质各异，推动产业发展必须重点落在其中的核心企业身上。我们定义的核心企业首先是指纯外包（服务型）企业（以服务外包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外包收入或者扩大到服务型收入占企业营业总收入的至少30%以上）。纯外包企业中，离岸外包企业（离岸外包占企业总外包收入的30%以上）是其中应该更加关注的企业群体。而行业龙头企业则是核心企业中的核心企业（服务外包业务规模在一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且符合纯外包企业定义）。需要强化对核心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政策的制定要发挥引导和指挥棒的作用。政策重心向离岸倾斜，向龙头企业倾斜，向纯外包企业倾斜。切实回应核心企业的诉求，以支持核心企业做大做强，开拓市场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
二是还有一类需要关注的企业群体就是在华跨国服务企业。在面对“中国+1”的背景下，稳定并持续扩大在华跨国服务企业群体，对于稳外资、稳外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切实回应外资企业的核心诉求，在国民待遇、中国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大范围的支持。
三是支持国内分包企业的发展，将国内分包企业纳入离岸外包政策支持范围。正如有了核心竞争力才有了外包概念一样，支持核心企业发展同时也要关注围绕核心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调研中所反映的，很多外包企业在承接离岸外包业务后，会将业务分包给国内其他外包企业；也有外包企业是承接在华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而在华跨国服务企业也会承接内部许多外包服务，所有这些业务从统计角度体现为在岸外包服务，而从业务实质上属于离岸，可以将这类业务定义为离岸支持服务（数字贸易支持服务），是离岸外包（数字贸易）的支持产业，离岸支持服务与离岸业务一起共同构成了离岸外包（数字贸易）的产业链。
在2006年千百十工程之前的中国服务外包萌芽阶段，博彦、文思等企业就是通过先承接微软中国等在华跨国企业的外包业务而起步，逐步形成服务能力，进而直接开拓离岸市场，这是企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因此可以通过将离岸支持服务纳入离岸外包政策支持范围，通过支持分包企业的发展，以鼓励更多企业成长，以更有效的扩大离岸服务的企业群体。
制度创新，出台政策措施切实推动产业发展和回应企业诉求
面对服务外包3.0时代和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挑战，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中出现了“向内转”“去标签”等现象，在经营发展中也遇到了大量的现实问题。在新的产业环境下，中国服务外包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这就亟需从国家政策和举措方面予以回应。在十四五已经进入第四年，《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的2025年发展目标也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的今天，通过出台《国际服务外包十五五规划》，以及《加快推动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全新政策措施，引领服务外包产业应对新形势，形成新动能。
一是应当明确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全新定位。离岸外包是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离岸外包是全球数字贸易的核心组成部分，推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向数字服务出口城市转型升级，构建数字服务出口城市与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二级联动促进机制。
二是应当明确新形势下中国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主线。总的来说，大多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目前还处在利用劳动力差价来获得利润的外包1.0--2.0阶段。如果能够把握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颠覆时间窗，中国外包产业就将跨越2.0阶段，步入具有更高盈利能力的外包3.0时代，这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赶超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从而延长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理论成长期。
我们将之总结为十个字“离岸看丝路，产业靠创新”。即市场维度，把握“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机遇，重点推动面向“一带一路”的离岸外包市场发展，同时保持对欧美传统市场的持续开拓，形成“一带一路”和欧美市场的双轮驱动；在企业维度，驱动产业的核心要素从低成本的初级人才转变为核心的技术能力。因此就需要以鼓励创新为根本，培育基于新技术的创新服务外包企业，支持数字化和绿色化双轮驱动的服务外包企业转型升级。针对数字化转型投入大，绿色化转型无抓手的现状，在支持技术创新驱动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加大针对创新技术在离岸外包领域应用的支持力度，同时推动形成服务外包领域的ESG认证标准，推动服务外包企业以ESG（企业社会责任）认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三是推动服务外包政策向数字贸易（数字服务出口）扩展。例如利用现行离岸外包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在服务外包与数字贸易融合发展的情况下，推动数字服务出口能够同样适用免征增值税；支持数字技术创新服务在离岸市场应用，给于一定的奖励支持。
四是完善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切实回应企业的发展诉求，针对中高端人才供给、数字化转型、国际市场开拓、融资、规则对接、政策和服务与时俱进等企业关心的现实问题，逐一研究，形成更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支持。建议资金支持从补贴培训到支持创新，构建支持服务外包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从支持服务商到同时鼓励发包，推动鼓励企业发包的政策支持体系；从外包业务规模导向到核心企业导向，支持产业内核心企业和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同时积极探索离岸外包领域的制度性开放举措，特别是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跨境数据流动、电子签名和海外工具使用等方面切实落实针对性措施。
五是提升服务外包产业服务体系。包括积极推动外包服务标准化进程，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服务采购指引，形成行业的最佳实践和Benchmark，制定完善服务商资质，针对发包商的服务商评估和管理，服务交付质量等行业标准；完善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各地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国家级的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建立重点企业监控制度，针对不同行业和规模的100家企业持续跟踪企业销售额和人员变化，形成行业预警制度，构建基于统计系统的大数据模型和行业研究跟踪体系；建立服务外包负面清单，企业违约公告等制度，加强服务外包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六是强化国际市场开拓支持。包括扩大海外重点展会名录，将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行业展会纳入支持范围；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别外包市场动态研究和趋势，针对欧美和“一带一路”重点市场，建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别进入指引体系（当地市场、政策、贸易规则和风险控制）；每年发布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服务实践案例、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案例，面向全球推广中国服务；建立在线的中国服务商推荐目录和中国服务交易电子商务平台，形成面向全球的中国服务推广营销平台。
